这篇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浅析日本长期资本收支的黑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其分析框架、数据支撑与问题意识至今仍对理解日本经济转型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参考价值。以下从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文章发表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关键时期(1991–1993),捕捉了日本从“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转向“资本输入国”的结构性转折。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失落的十年”的起点,文章及时记录了资本流动方向的突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章以1985–1991年的国际收支数据为基础,细致拆解了长期资本输出的构成(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借款、出口信贷等),并对比了输入结构的变化。附表的设置增强了论证的可信度与可读性。
文章指出,日本在80年代依靠短期外债支撑长期资本输出的模式具有脆弱性,1991年后该结构崩溃,长期资本开始回流。这一分析对理解后来日本长期经济停滞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前瞻性。
作者提醒,日本资本输出的收缩可能影响美国及亚洲国家的资金供给,尤其对依赖日本资本的东南亚国家构成冲击。这一判断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部分验证。
文章隐含了对“贸易顺差必然转化为健康资本输出”观点的质疑,指出若顺差未能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反而可能导致资本结构失衡与经济风险。
文章发表于1993年,无法预见后续日本长期通缩、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等重大变化,也未涉及日本企业海外供应链扩张、日元套利交易等后来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虽然指出了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但未系统探讨日本政府或央行应如何应对(如是否应干预汇率、调整财政政策等)。
文章将长期资本收支黑字主要视为一种“问题”,但未充分讨论其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如降低对外债务依赖、增强国内资本积累等。
在当前全球化退潮、美元加息周期、地缘经济割裂的背景下,本文对“利率差—资本流动—实体经济”链条的分析仍具有参考价值。
文章对“泡沫经济后资本输出结构调整”的讨论,可为理解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的风险提供类比视角。
这是一篇资料扎实、分析透彻、具有历史洞察力的学术论文。尽管受时代所限未能预见日本经济的长期演变,但其对资本流动逆转的成因分析与结构批判,仍为理解日本经济转型与国际金融体系互动提供了重要文本。适合经济学、国际金融、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者与学习者阅读。
这篇文章《浅析日本长期资本收支的黑字》不仅是一篇优秀的经济实证分析,更是一篇蕴含着深刻理论洞察、具有标志性学术价值并能跨越时代提供启示的经典文献。以下从理论观点、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三个维度,进行更深层次的评价。
文章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它并非简单地套用既有理论,而是通过日本这一典型案例,对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的国际经济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揭示了其局限性与动态演变。
当时主流观点(如美国的“双赤字”理论)认为,贸易赤字国(如美国)必然伴随资本流入(资本账户盈余),而贸易盈余国(如日本)必然伴随资本输出。文章敏锐地捕捉到了1991年日本出现的“双黑字”悖论——经常账户(主要是贸易)和资本账户(长期资本)同时出现巨额盈余。这一现象动摇了简单的静态对应关系,迫使学者思考:一个高储蓄、高顺差的国家,其资本流向为何会发生突然逆转?文章将原因归结为国内金融周期(泡沫崩溃)、货币政策转向和利率平价条件变化,这实际上是对“全球失衡”动态驱动力的早期案例分析,比2000年代关于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的讨论早了十年。
文章清晰地论证了日美利差变化是驱动证券投资(资本)流向的关键因素,完美印证了利率平价理论的核心逻辑。然而,它更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流动具有非对称性和顺周期性:在泡沫时期,日本低利率资金大量外流追求高收益;在泡沫崩溃后,国内利率相对升高(因政策紧缩)和资产价格暴跌,不仅阻止了外流,反而吸引了套利和抄底资本回流。这表明,利率平价驱动的资本流动会放大经济波动,而非平滑周期。
80年代末,日本金融资本崛起被视为可能挑战美国金融霸权。文章通过数据展示了日本银行如何凭借膨胀的资产规模主导全球资本输出。然而,它更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这种“金融权力”的脆弱性——其基础是国内资产泡沫和非审慎的信贷扩张。一旦泡沫破裂,权力便迅速收缩。这挑战了将国家金融实力简单等同于银行排名的静态观点,提出了金融实力应建立在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之上的动态视角。
文章没有停留在国际收支的总量层面,而是深入拆解了长期资本收支的子项目结构(证券投资、直接投资、信贷等),并分析了其各自的驱动因素。更重要的是,它隐含了流量与存量互动的思维:80年代累积的巨额对外资产(存量)在90年代面临着价格重估(股市、楼市暴跌)和滚动压力(到期债务需偿还),这种存量调整直接影响了新的资本流量(输出减少、输入增加)。
文章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国内资产泡沫 → 金融宽松与信贷膨胀 → 资本大规模输出”,随后是“泡沫崩溃 → 金融紧缩与资产负债表衰退 → 资本输出收缩/输入增加”。这一框架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国际收支分析与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虽未明确提出,但实质已触及)结合起来,为理解开放经济体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提供了经典范本。
文章在结尾提出的问题——“长期资本向日本还流以及日本双黑字的局面是否会继续发展下去”——直指后续三十年日本经济的核心特征:长期经常账户盈余与国内投资疲软、资本输出规模波动并存。它实际上提前触及了“日本化”(Japanification)辩论的起点:即一个老龄化、通缩、高储蓄的经济体,其内部资本供需与全球资本流动如何相互作用。
日本案例表明,即使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如果国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失当,也会导致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和破坏性逆转。这对后来寻求金融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东南亚各国在9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车之鉴。
文章显示,日本央行为抑制泡沫而收紧货币政策,在改变国内资本流向的同时,也对美国及亚洲的资本供给产生了显著外溢效应(或“回溢效应”)。这预演了今天全球宏观政策的核心难题: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管理其跨境溢出效应。日本当年的紧缩,客观上加剧了美国的“信用收缩”,这与今天美联储加息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逻辑相似。
文章分析了泡沫性资本输出(如瓦兰特债)的脆弱性,以及外国投资者如何利用资产价格暴跌进行逆向投资。这提醒企业和投资者,跨境资本流动不仅是宏观经济现象,也创造着具体的金融工具交易机会和行业投资风险(如对金融、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会随周期反转)。
在当今“全球化分裂”、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地缘政治影响资本流向的背景下,重读此文意义非凡。它帮助我们理解:
利率差依然是驱动短期资本流动的核心,但其背后是国内增长前景、通胀预期和风险溢价的综合反映。
“双顺差”或“双逆差”可能成为大国经济在特定阶段的常态,其可持续性取决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刘昌黎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一篇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佳作。它成功地将具体的日本经济事件,提升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金融理论分析层面。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提供分析框架。它告诉我们,理解国际资本流动,必须穿透表象,深入分析国内金融周期、货币政策、利率结构与微观主体行为的联动机制。这篇文章对于任何希望理解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跨境传导、以及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都是一份必读的参考文献。它诞生于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起点,却照亮了后来者探索国际经济与金融风险之路。
内容摘要:1991年,日本国际收支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贸易收支黑字达到前所未有的1 030.44亿美元的同时,长期资本也出现了370.57亿美元的巨额黑字。1992年1—3月,长期资本收支字黑字又达140.77亿美元,4—6月虽然出现了赤字,但7月又出现了3.74亿美元的黑字。日本长期资本收支出现黑字,意味着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的日本,已戏剧性地变为了资本输入国。在90年代国际性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长期资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规模地向日本还流,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日本长期资本收支的变化情况如附表所示。从附表可以看出,长期资本输出额从1986年起大幅度增加,到1989年已高达1 921.18亿美元,比1985年增加了83.2%。相比之下,1986年长期资本输出额大幅度下降,1987年甚至还撤退了37.02亿美元;1988年虽然有所回升,也只为189.53亿美元。以此为背景,长期资本纯输出额即长期资本收支赤字在1986、1987、1988年都达到了1 300
亿美元以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长期资本输出的总和。从而,日本就成了世界无与伦比的资本输出大国。
1989年,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因长期资本输入也大幅度增加,达到了1 208.72亿美元,约相当于1988年的5.4倍,所以长期资本收支赤字已减少到892.46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大幅度减少了,1990年为1 207.6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7.1%;1991年虽略有回升,也只为1 214.46亿美元。相比之下,长期资本输入额在1990年虽然也减少了25.0%,但1991年却大幅度增加了1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 585亿美元,一举超过了长期资本输出额,从而首次出现了巨额的长期资本收支黑字。
在日本长期资本输出中,除个别年份外,对外证券投资一直占绝大的比重。因此,长期资本输出额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外证券投资的变化。例如,在长期资本输出达到顶点的1989年,对外证券投资高达1 131.78亿美元,比1988年增加30.2%;而在长期资本收支额锐减的1990年,对外证券投只为
396.81亿美元,不仅比上年减少64.9%,而且还比1985年减少了33.6%。
在长期资本输出中占第2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在1990年前一直保持迅速增加的态势,而1991年后在对外证券投资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也大幅度地减少了。至于对外借款和出口信贷,不仅金额较小,而且增减反复较多。其中,出口信贷在1990年以后还出现了收债大于借贷的局面。
在长期资本输入额中,除个别年份外,占绝大比重的一直是对内证券投资。所以,长期资本输入额的增减,也主要是世界各国对日本证券投资增减的结果。对内证券投资在1986、1987年连续2年下降后转为迅速增加,到1989年已达
851.44亿美元;1990年虽减少到346.53亿美元,但1991年又大幅度增加到创纪录的1 152.84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对外证券投资。
在长期资本输入中占第2位的对内借款(外国借款),在1985-1988年间一直处于偿还借款的局面;从1989年起,又转为了借款增加的局面。其中,1990、1991年的对内借款各为391.12亿美元和381.24亿美元,都超过了同年的对外借款额。至于对内直接投资和出口信贷,其金额都很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内直接投资在经历了2年的撤退之后,1990年后再次出现了增加的势头。
从前述日本长期资本收支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以后长期资本收支赤字减少乃至出现黑字,是因为长期资本输出额全面减少、输入额全面增加造成的。其中,对外证券投资大幅度减少而对内证券投资大幅度增加,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造成日本长期资本输出大幅度减少、输入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现初步分析如下:
80年代后期,日本长期资本输出增加的过程,恰处于日本经济资产化和泡沫经济同时发展的过程。当时,日本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空前膨胀,从1985年的964万亿日元,膨胀到1989年的1 704万亿日元,膨胀了76.8%。以此为背景,日本金融资本的实力和银行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了。1980年,在全世界最大的25家商业银行中,日本只有8家,其中进入前10的只有第一劝业银行1家。而到1987年,在世界最大的25家商业银行中,日本不仅多达22家,而且前10位全是日本的银行。正是因为日本金融资本实力空前增强,才有力推动了长期资本输出的迅速增加。然而,自1990年泡沫经济开始崩溃后,日本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就因股价、地价的大幅度下跌而骤然缩水,其国内外的不良债权都迅速增加了。根据大藏省的统计,截止1992年3月末,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合计的不良债权,即连续6个月以上未还本付息的债权,已达7-8万亿日元之多,其中2-3万日元是没有担保的贷款。与此同时,按国际结算银行的要求,日本金融机构在1993年3月前必须把自有资本比率提高到8%,这就迫使各银行在资产大幅度缩水的情况下,必须充实自己资本,控制借贷规模。这样,就进一步减弱了日本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能力。
80年代后期日本长期资本输出大规模增加的时期,也是日本银行实行金融缓和政策、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时期。1987年2月-1989年5月,日本银行的官定利率只为2.5%,是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时代。以此为背景,日本银行信用膨胀的速度很快,货币供应量M2+CD(可转让存款)的增加率1987年为10.8%,1988年为10.2%,1989年为12.0%,都超过了10%以上。货币供应量连续3年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加,再加上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使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筹措大量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其扩大海外事业的需要,有力推动了长期资本输出。然而,1990年以后,为抑制泡沫经济发展,日本银行不得不转而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官定利率在1990年3月已上调为5.25%,同年10月又上调到了6.0%,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大为减少。1990年,M2+CD增加率下降到7.4%,
1991年又下降到了2.2%。在货币供应量减少、资金筹措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不仅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筹措大为减少,而且因国内资金供给趋于紧张,从而造成了长期资本输出减少、输入增加的局面。
美国一直是日本对外证券投资的主要对象国,日本对外证券投资增减也主要是对美证券投资增减的结果。1986-1989年,日本之所以对美国进行了巨额的证券投资,除美国证券市场发达、自由化程度高、有价证券种类多、发行量大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日美两国利率差一直保持在2-4个百分点。1986、1987、
7.61%和9.22%,日本各为4.79%、3.51%、3.62%和4.87%。正是因为对美资金运用有利可图,所以日本对美证券投资就迅速增加了。然而,1990年以后,日本因抑制泡沫经济而紧缩金融,其与美国的利率差不仅趋于消失,甚至还出现了利率高于美国的局面。1990、1991年,官定利率日本各为6.0%和4.5%,美国各为6.5%和3.5%;金融市场短期利率日本各为7.24%和7.26%,美国各为8.10%和
5.70%。这样一来,在美资金运用无利可图,日本对美证券投资也就大为减少乃至撤退了。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利率已高于美国,因此外国对日证券投资就从减少转为了增加。以外国投资者买卖日本公司债为例,1988年的纯卖出额(撤退额)为218.44亿美元,而1989、1990和1991年则是纯买入,纯买入额各为
认购欧洲美元债,一直是日本对外证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其认购额曾高达481亿美元,超过对美证券投资的265亿美元,占对外证券投资总额的42%。日本购买的欧洲美元债主要是瓦兰特债(附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其发行额1981年为198亿美元,1989年迅速增加到608亿美元。欧洲美元债的发行主体是日本企业,其中瓦兰特债还经由日本的证券公司在日本资本市场交易。所以,其发行收入大都还流到日本,实质上是一种泡沫性资本输出,是泡沫经济在对外资本输出中的表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因股市暴跌,瓦兰特债交易大为减少,资产卖出损失也迅速增加了。与此同时,因日本金融紧缩,资金筹措成本提高,欧洲美元债的发行额、认购额都急剧减少了。其中,瓦兰特债发行额在1990年1-5月就已急剧减少到55亿美元。在欧洲美元债发行额、认购额大幅度减少的同时,80年代后期大量发行的瓦兰特债等又陆续到了偿还期,作为发行主体的日本企业,必须筹措大量的美元资金,从而导致了国外借款和对内证券投资的增加。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在股市暴跌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买卖日本的股票也同时减少了。但是,因乘低价之机收购日本股票的投机增加,外国投资者纯买入日本股票的金额就迅速增加了。1989年,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的纯卖出额为212.15亿美元,而1991年则是纯买入356.41亿美元,2年间就增加了
568.56亿美元。仅此一项,就相当于同期日本长期资本纯输出额减少1 267.71亿美元的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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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对外金融、保险业投资和不动产业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在投资达到顶点的1989年度,金融、保险业投资额达153.95亿美元(大藏省申报额统计,下同),不动产业投资额达141.48亿美元,分别比1985年度增加3.05倍和10.7倍,二者合计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7%。进入90年代以后,因世界经济萧条,其中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都出现了负增长,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迅速增加,美国不动产业陷入长期萧条,致使日本对外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的投资迅速减少了。1990年度,金融、保险业投资减少47.7%,减少到80.47亿美元;不动产业投资减少21.5%,减少到111.07亿美元;与此同时,二者合计占当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到了32.7%。就对外制造业投资投资而言,面临欧洲统一大市场即将形成的形势,日本企业为提前在欧洲布局、站稳脚跟,虽然增加了对西欧投资,但由于在最大投资对象国的美国当地生产不顺,经营大多处于亏损状态,因而对美投资大幅度减少,投资撤退也增加了。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对外国企业特别是对美国企业的大型收买合并告一段落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就大为收缩,进入了调整的阶段。
在日本长期资本收支出现黑字的同时,其短期资本收支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出现了巨额的赤字。从前述附表可以看出,在日本大量输出长期资本的
1987-1990年,短期资本收支每年都有200亿美元左右的黑字。与此同时,日本外汇银行部门资产、负债的变化情况,也是资产减少、负债增加的对外债务超过局面。从整个情况看,80年代后期,日本之所以能够以超过经常收支黑字50%以上的规模输出长期资本,乃是因为民间部门短期资本借入和外汇银行部门对外短期负债增加的结果。这就是日本所谓“短期筹措、长期运用”的资本输出结构。在这种资本输出结构下,日本不仅把对外贸易实现的巨额顺差转化为了长期资本输出,而且还以巨额的贸易黑字和资产规模为后盾,把从世界短期金融资本市场筹措的大量资金,也转化为了长期资本输出,从而主导了国际资本循环。这也是所谓的“贸易黑字有益论”。然而,1991年日本短期资本收支一举出现了
257.58亿美元的巨额赤字,即出了巨额的短期资本流出。与此同时,外汇银行部门对外资产负债也出现了资产增加、负债减少的局面。其中,对外资产增加
376亿美元,对外负债减少1 313亿美元,二者合计的短期资本流出为934亿美元。这样一来,不仅长期资本开始向日本还流,而且巨额贸易收支黑字、经常收支黑字也没有转化为长期资本输出,而是用于了民间企业偿还对外短期借款,或用于了银行部门的国外存款,增加了对外短期债权。这意味着前述“短期筹措、长期运用”的日本资本输出结构已经崩溃了。
1991年,日本经常收支黑字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1992年1-7月又达
746.32亿美元,全年有可能超过1 200亿美元。因此,在日本“短期筹措、长期运用”的资本输出结构崩溃后出现双黑字增加的局面,即在巨额经常收支黑字继续增加的同时,又出现了巨额的长期资本收支黑字,就不能不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当前,面临世界性资金供给不足的严重局面,在德国统一后实行高利率的金融紧缩政策、有可能从世界主要资金供给国转变为资金流入国的情况下,人们难免担心长期资本大量向日本还流的后果。例如。在1992年5月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美国在1990-1991年出现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就是日本资本流入的大量减少所致。当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刊》(7、8月号)刊登戴维特·海尔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日本金融机构压缩对外借贷的结果,加大了美国信用收缩的幅度。80年代后期,日本对外证券投资高达700亿美元,其中有1/3集中在美国。所以,一旦日本继续从美国撤退资本,就势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日本长期资本输出收缩,对亚洲各国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据统计,1986-1990年度,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共为190亿美元,超过了对美投资的135亿美元,是亚洲各国最大的资本供给国。然而,1990年度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减少14.0%,减少到70.54亿美元;1991年上半年度(4-9月)投资额只为29亿美元,按年度计算不足60亿美元,又将下降14%以上。与此同时,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金融机构对亚洲各国的资金借贷也急剧减少了。日本对亚洲资本输出减少,不仅使NIES的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而且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向中进国迈进的前景也笼罩了一层阴影。1989年以来,上述3国的经常收支都是赤字,1992年合计的赤字额有可能达到190亿美元。这3国都是债台高筑,其中印度尼西亚外债高达580亿美元,对日本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
当然,长期资本大规模地向日本还流还刚刚开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还流额的相当一部分也是因外国对日证券投资大规模增加所导致的,反映了国际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迄今为止,其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就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言,也有人认为从1990年第四季度开始,日本对美国的投资虽然就已减少,但美国双赤字下的资金筹措并未受到影响,其后美国出现的银行破产、金融危机、利率变动等,也基本上与日本投资剧减没有关系。而且,日本所拥有的美元债权虽然在持有方式方面有所变化,但却未改变其美元债权的性质,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对外资金筹措也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①①。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长期资本向日本还流以及日本双黑字的局面是否会继续发展下去。从实际情况看,1992年1-3月,日本长期资本收支出现141亿美元的巨额黑字后,4-6月已转为了128亿美元的赤字;7月虽然出现了3.74亿美元的黑字,1-7月合计也是17亿美元的黑字,但黑字规模显然是大为减小了。另外,日本贸易收支的巨额黑字仍在继续增大,日本仍有大规模输出长期资本的实力,其长期资本收支迟早还会转为赤字的。否则,所谓“贸易黑字有益论”,就势必会受到更为严厉的谴责。尽管如此,但前述导致日本长期资本收支出现巨额黑字的因素一时尚难以消除;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资本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等都面临着重大的改革和调整,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治理和消除也还需要时间。所以,日本再次大规模地输出长期资本,就需要一段调整的时间;至于要重新确立“短期筹措、长期运用”的资本输出结构,就更需要时间了。